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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量水平及提升对策

文章来源: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杨玲   发表时间:2016-06-22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3年中国以4.16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同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额首破5000亿美元,稳居世界前列,但总体表现为服务贸易逆差,差额由2012年的897亿美元扩大至2013年的1184.6亿美元,同比增长32.1%。比较我国快速上升的服务贸易逆差,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逆差由2012年的89774亿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122064亿美元,逆差增长了35.96%。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作为贸易大国,我国急于寻找转变成贸易强国的有效路径,因此研究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优就成为核心问题。

技术[1]作为高级要素,在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2]过程中成为关键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已经成为测度一国贸易“质优”的重要衡量指标。从2000年至2009年世界各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优的情形来看,2000-2002年间专利及所有权业质优特点体现得最明显。但与金融业年均7.96%的涨幅相比,专利及所有权业的质优水平提升还较慢,仅为3.16%。自2003年起金融业的技术含量就开始超越专利及所有权业。虽然2009年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这一产业的质优水平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金融业仍是世界各国近十年来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优水平最高的行业。保险业作为知识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2000-2008年间以年均7.96%的质优提升水平上升,并于2008年时超过专利和所有权业,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传统观念中最新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专利及所有权业,因为研发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的行业特点,其技术含量提升速度慢于金融保险业。与之不同,金融保险业具有附加价值大、利润丰厚、商业运作快以及资金杠杆等效应,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关键领域。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通讯产业的迅猛发展,各国出口通讯业、计算机信息产业的质优水平略高于运输业和其他商业。由此,根据质优水平不同,我们可以将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分为三类: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贸易:[3]金融业、保险业和专利及所有权业;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贸易[4]通讯、计算机信息业和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贸易[5]运输及其他商业。

 

一、中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量现状

 

中国作为货物贸易大国虽然已经具有量增的绝对优势,但“质”量水平相对还较低。近年来,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量增长也很快,但逆差水平越来越大。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量如何?本文通过与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日本、瑞士、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捷克、匈牙利、挪威、希腊、马来西亚、巴西、新加坡、香港、俄罗斯、印度23国作比较后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量”水平呈中等偏下,2000-2008年间的均值达54879.28,是美国同期的4.41%,英国的8.43%,德国的14.68%、瑞士的26.48%以及印度的29.63%和日本的33.24%。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平均增速达12.89%,高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出口生产性服务业虽然起点低、基础差,但赶超速度快、效率高,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除中国外,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都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其增速分列24国中的第一、第五和第六。由此,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虽然目前世界上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量水平最高的国家仍然是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加拿大等传统发达国家,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中已经有部分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等表现出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增长“质”量下滑的迹象。虽然德国是发达国家中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质”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年涨幅达11.85%,高于美国5.03%、英国7.24%、加拿大0.96%和日本3.84%等。但总体而言,当前全球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实现“赶超”战略。

 

(1)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比重最低。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世界高技术金融保险和专利及所有权业的关键供给者。在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国中,新兴经济体印度、俄罗斯、巴西、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比重虽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总体比重还比较小,在这一领域尚不具有竞争优势。2000年时中国生产性服务高技术出口比重仅0.0200,而同期美国高技术出口比重达到40.80%,瑞士为39.14%、英国36.86%、日本295.91%和加拿大22.30%。德国作为技术兴国的典范,自2006年开始的“高科技战略”不断加强了国内的研究能力,也提高了研发效率。但2000-2008年间德国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的平均比重仅为14.96%,甚至低于比利时和俄罗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中的核心国家之一,对于国内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设限的表现之一。虽然美国也在一贯强调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但德国对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的限制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无独有偶,瑞士作为欧盟另一成员国,2000年时金融保险和专利及所有权出口比重已经占到58.33%。但自2001年起这一行业出口比例开始下降,截止2008年时这一比重下滑到40.36%,年均降幅达4.07%。这一产业出口比重同时表现出下降趋势的国家还包括比利时(平均降幅11.95%)、奥地利(平均降幅2.41%)、希腊(平均降幅3.75%)、捷克(平均降幅13.90%)和匈牙利(平均降幅3.59%)。也就是说,与德国、瑞士、比利时等欧盟申根国家相比,虽然美国、英国、日本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年均增幅分别为2.66%1.45%2.17%,但总体仍呈出口扩大趋势。与发达国家不同,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比例相对较小,均低于20%。尤其基于当前国际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现状,中国要实现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加快自主研发,实现“赶超”计划,仍然要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中心,将美、英、日三国视为主要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国。中国在与欧盟申根国家进一步谈判放宽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华出口限制过程中,仍然要以美英日三国为突破口,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一方面,我国可以借助政府的外交途径争取更多机会从美英日进口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试行针对外商投资企业以市场换技术的招商引资策略,尤其加大国际研发中心落户中国的激励措施,吸引美英日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来华投资、经营。在这方面上海已经有一些成功经验借得国内其他省份借鉴。

2)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比重不增反降。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情形不同,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主要供给者已经不再是美英日以及部分欧盟发达国家,而是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据世界银行对计算机软件出口国家能力的调查评估显示,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业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计算机软件出口规模,是世界上五大软件供应国之一,其产品出口至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俄罗斯2000-2008年间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年均34.68%的出口比例,而我国这一产业同期出口比重仅为7.16%,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9.06%的出口比例相当,说明我国在高技术和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方面尚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其比重由2000的0.1279下降至2008年的0.0825,降幅达35.53%。同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和俄罗斯在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上的崛起值得我们学习。与之不同,美英日三大主要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国中高技术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业的出口比重远远小于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仅为5.69%、9.03%和2.43%。相对而言,德国、捷克、匈牙利、荷兰、西班牙等欧盟申根国家虽然不具有高技术金融保险和专利及所有权业的出口优势,但与美英日相比,在中高技术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业方面拥有相对较高的出口比重,说明欧盟申根国家对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限制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下一步我国要继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关键要根据中国国情,集中精力选中、选好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同时结合政府的支持与配套政策,逐步做大做强高技术、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业务,这对于我国优化整个贸易结构,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以及带动国内产业转型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中国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比重最大,具有绝对优势。与主导高技术金融保险和专利及所有权出口的美英日瑞等发达国家以及主宰中高技术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出口的印俄不同,各国都在竞相抢占中低技术运输和其他商业的出口市场,目前中国是这一领域年均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其平均出口比重达到90.69%,并保持着年均0.63%的增速。与此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欧盟申根国,如奥地利、挪威、希腊、捷克、匈牙利、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在运输和其他商业上的年均出口比重也相当高,平均超过80%。除此之外,亚洲新兴经济体也是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的主要出口国,如香港(地区)、马来西亚、巴西、新加坡等也达到年均出口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80%的比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技术见长的德国没有出口大量的高技术和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而是把出口的着重点也放在中低技术运输和其他商务上。在各个国家争相分抢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市场的环境下,美、英、日等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大国在缓慢减小这一领域的出口比重。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出口比重也表现出下降趋势。虽然中国暂时拥有这一领域的比较优势,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市场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有发展中国家的“量”拼,还有发达国家的“质”争。

中国作为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的主要国家,要仔细分析这一行业的发展趋势,着眼于我国国内的要素禀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尤其要注意不能陷入“贫困化增长”的怪圈。基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起步晚、基础差,发展落后的现状,我国在中低技术运输和其他商务的比较优势要继续保持,但与此同时,我国未来出口生产性服务业的目标不能就此定格在中低技术这一层面上,而是要抓紧时机向中高技术、高技术方向转化,即优化我国生产性服务出口技术结构。要充分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人才密集、商务环境好等自身优势,从现在起就注重培养发展这一产业所需的人力资本,营造健全的法制体系,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塑造丰富的人文环境等。这一方面可以借鉴印度快速发展中高技术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产业出口的成功经验,在充分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的基础上,印度政府的重点支持和对这一产业的精心培育,为今天的印度拥有全世界第一的计算机软件出口规模所做的前期战略产业的定位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实施。

 

二、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量的制约因素

 

中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量在提升过程中,无法避免要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和竞争补充性影响。若要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质”量水平,关键的制约因素是什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更明智的措施提升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的“质”量水平?本着这样的疑问,本文分别从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三个层次研究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的制约因素。

(1)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提升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也有增长趋势。2000年至2008年间我国与新兴经济体间的竞争压力有逐渐向OECD发达国家转化的态势。2000年我们与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间的竞争压力已经开始向2008年挪威与澳大利亚等国转移。2000年我国生产性服务出口受到来自澳大利亚的竞争压力是1,但截止2007年时下降至0.7936;2000年挪威对我国生产性服务出口竞争压力达到1,但2007年时已降至0.5839。这一现象说明新兴经济体中的俄罗斯、巴西、印度、马来西亚以及OECD中的希腊、挪威、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间表现出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竞争压力关系,说明我国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竞争对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迅速崛起的金砖四国以及东亚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部分OECD国家已经成为我国高技术金融保险和专利以及所有权业出口的竞争对手。中国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竞争力不断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平均增速达到19.42%。与新兴经济体的互补指数变化比率远远小于发达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印度与中国高技术金融保险及专利和所有权互补指数平均增速分别为-2.70%、6.18%和2.08%;而中国与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比利时和奥地利互补指数增速各自为19.72%、17.83%、14.40%、26.59%、53.14%和20.25%。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水平,一方面要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增加从美、日、瑞等国进口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新兴经济体国家过大的竞争压力,要适度调整出口战略,金融、保险、专利及所有权可多向发达国家出口,减少向俄罗斯、印度、巴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

(2)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提升的制约因素既来自发达国家,还来自发展中国家。与高技术金融保险和专利及所有权出口不同,中国中高技术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业出口“质”量水平提升的主要制约因素来自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的竞争压力。日本、瑞士原本是我国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的竞争互补国。但2003年、2004年和2005年时日本也成为我国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最主要的竞争对手,2006年和2007年瑞士是我国这一领域出口的主要竞争国,其对中国的竞争压力分别达到0.9419、0.7222。这一情形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彼此已经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将成为我国发展中高技术的互补国,其在这一领域的进步速度比我国快得多,尤其巴西年均增速达到65%。同时,美国、英国、德国作为国际上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先进的国家,与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这一行业表现为明显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与欧盟国家相比,我国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业出口“质”量在不断与之接近,但与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以及发达国家美、英、德等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国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提升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向日本、瑞士、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出口过多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产品,以避免过度竞争下的利润损失。与此同时,我国可以将更多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产品出口至巴西、美国、英国、德国等,以发挥竞争互补效应。

(3)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提升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提升的主要制约因素主要来自OECD国家。虽然运输和其他商业相对“质”量水平较低,但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这一领域,相反绝大多数OECD国家不仅在维持,甚至在不断扩大这一产业的对外出口。2000年至2008年间我国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质”量水平提升主要的竞争压力来自奥地利、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日本原本有利于我国提升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质”量水平,但面对运输和其他商业日本加大了出口力度,成为制约中国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提升的国家。也就是说,随着中低技术运输和其他商业的发展,中国主要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世界发达国家。就美国年均14.10%的增速来看,未来美国与中国在这一产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当下的日本,甚至更强烈。而新兴经济体更多将精力集中在加快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质”量提升上,例如印度、俄罗斯在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产业的成功就可见一斑。

因此,目前我国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质”量提升的主要压力来自美、英、德、瑞等发达国家。中国要进一步加快这一产业的发展不能仅凭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等传统优势,还是要在“质”量平提升上下功夫,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等。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起步晚、基础差,出口劣势明显。在高技术、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贸易方面表现出“质”量的异质性。针对于此,我国在出口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贸易策略以助推其“质”量提升。

 

三、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的相关措施

 

加大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进口比重,合理规避中高技术过度竞争,保持中低技术竞争优势。基于我国与23国生产性服务出口技术结构及竞争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加大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进口幅度是必然之举。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适度回避与发达国家激烈正面竞争,可以以部分发展中国家为突破口。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的比较优势应该继续保持,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实现向中高技术、高技术生产性服务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

第一,当出口高技术金融保险和专利及所有权时,我国应该多加强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国家间的贸易互补,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加大我国与以上各国间的交流,尤其要集中精力突破各国对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壁垒,适当采取多进口来自这些国家具有互补性质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产品;鉴于我国与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间过度激烈的竞争关系,我国应考虑高技术产品出口至新兴经济体国家可能造成的同质化竞争,应该在出口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根据贸易产品的结构不同而采取策略性措施来避免或采取产品差异化战略可能会更加有效。

第二,我国出口中高技术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产品采取的针对性策略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有很大不同。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日本和瑞士等国对我国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质”量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大,而新兴经济体,尤其印度在通讯和计算机及信息业的快速发展与我国这一产业主要表现为互补关系。这就提醒我们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要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等国家间的差异性产品进口,有效避免与发达国家间的激烈竞争。

第三,我国出口中低技术运输和其他商务的主要竞争压力来自以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等为代表的欧盟国家。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等在出口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在出口运输和其他商务产品上的发展速度非常明显。由此,我国在保持运输和其他商务出口比较优势的过程中,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互补关系,多开展产业内贸易;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要注重寻求差异化,避免同质化竞争。

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但增长速度较快,很有发展潜力。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人力资本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对于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尽快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我国各项事业发展,自主创新是一条必经之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有效助推我国产业升级的亚产业,将随着分工细化,进一步发挥提高效率,增加收益,提升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并会不断实现与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更好融合,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四、上海同步推进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上升的措施

 

作为建设中的“四个中心”和我国加大生产性服务开放力度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的顺利运营,上海经济“质”与“量”的提升都与生产性服务贸易有紧密联系。作为国内开放度最高的特大沿海开放城市,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上海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效应,而出口“质”量成为影响上海服务贸易及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针对我国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水平偏低的劣势,上海要努力挖掘金融业、保险业、专利及所有权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加大对上海本土金融、保险、专利相关企业的出口补贴,增加生产者剩余[6]。一定程度上加大政府对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企业的税收减免幅度,增加贷款便利性,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考虑对上海金桥、南翔智地、张江高科技产业东区、桃浦、南汇工业园区、国际化工以及西郊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特色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产业给予项目支持。另一方面,针对特有专利技术,可以考虑其适用性,一定程度上采取保护措施,也可适度提高出口关税,包括加征出口关税,避免技术过度溢出。专利使用权贸易可加大出口补贴力度。但对于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鼓励出口的举措应大于保护。加大上海区域生产性服务高技术园区的整体协调和运营机制,尽量避免各个区域间政策的不统一性,而造成交易成本过高的现实问题。要通过生产性服务空间聚集,发挥规模效应,提高上海高技术生产性服务整体竞争实力。增加从英、德、日进口金融、保险和专利及所有权服务产品的比重。

 第二,面对我国中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提升压力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上海生产性服务通讯业、计算机、信息产业要尽量避免与英国、德国、瑞士、加拿大、比利时等发达国家的过度竞争。可适度调整通讯、计算机信息等相关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出口国别。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加大对非洲、亚洲等竞争压力小的国家出口通讯、计算机信息产品。重点发挥浦东软件园、陆家嘴软件园、漕河泾开发区、天地软件园、创智天地、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产业园、智慧岛数据产业园生产性服务的空间聚集以及长三角产业连动效应,加大通讯、计算机信息产品向制造业、高新企业中的渗透,为产业融合创造条件。积极发挥“信息化、工业化二化合一”新业态,加速制造业,尤其以上海电气、上海汽车、上海宝钢、上海振华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与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的融合,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动发展。

 第三,针对我国中低技术运输业、其他商业出口“质”量水平的比较优势,上海要加大出口鼓励、出口补贴措施,促进运输业、其他商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出口幅度。上海作为我国国内轨道交通发达、物流业先进的区域,要发挥运输业、其他商业与高技术金融、保险、专利以及中高技术通讯、信息产品的相互渗透,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运输、物流业发展模式,如DHL、UPS、FEDEX等,加快顺丰、中铁、圆通等物流企业在上海构建总部,促进安吉等本地物流运输企业突破传统服务业运营模式,加快构建信息平台,成立平台企业,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环境,探索更多互联网运输、互联网商业模式来降低成交易成本,实现传统生产性服务向现代服务转变过程中出口“质”量水平的提升。

 基于目前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鼓励企业加快产业融合基础上可优先考虑生产性服务企业运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在双边市场上发展空间聚集效用,鼓励生产性服务出口企业网上网下联动以降低交易成本。突破就服务发展服务的思维定式,加大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企业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以及生产性服务企业高附加值服务向先进制造业中的投入,发挥实体企业对生产性服务出口“质”量提升的原动力,从前向服务化和后向服务化两个方面加快专利、金融、保险、通讯、信息化以及运输、其他商务等生产性服务向先进制造业中的渗透,实现上海生产性服务企业在促进产业融合过程中出口“质”量水平的大幅上升。

 因此,促进生产性服务出口企业与制造业融合,尤其着眼于先进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对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中间品的需求着手寻找契入方式才是最好的发展策略。具体进入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模式可依据企业专有技术的特点来定,不一定要遵循先低技术,后高技术的发展路径。只要有市场、有需求就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企业专有服务优势。但始终围绕和满足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将是一条长期有效的发展策略。

 对于上海生产性服务企业来说,还是要加大从英、德、日等国进口金融、保险和专利及所有权等高技术生产性服务;避免将过多通讯、计算机服务出口到英国、德国、瑞士、加拿大、比利时等国,要以开拓国内相关市场为主;对于运输业、其他商务等低技术生产性服务,还是要加大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比重,继续发挥其比较优势。依据目前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可比较而言,进入低技术生产性服务运输业、其他商务的行业壁垒较小,但新兴企业需要更多融合信息、通讯、金融、保险、甚至专利等其他生产性服务才可能提升“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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